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图为油画《遵义会议》，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资料图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确立，经过长征，党和红军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因为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找到了指引这条道路的正确理论。
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两万五千里，面对乱云飞渡、惊涛骇浪，我们党坚持真理、追求真理，在血与火中蹚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长征的胜利，使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着敌人凶恶的围追堵截，面临着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还面临着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激烈交锋。正是在这多重的斗争考验下，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得到了空前淬炼，并从少数人的清醒认识逐步凝结为全党的理论自觉。长征胜利的历史证明了，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确立。总结长征时期党发扬理论联系实际优良作风的实践经验，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实事求是、走好新的长征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破除本本主义，推动理论密切联系实际
“我们党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得好，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出现严重曲折。”这是历尽沧桑的历史结论，也是在血火交织中铸就的深刻认识。
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深刻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着重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然而，从大革命失败至遵义会议前，这条正确路线还并未被全党普遍认识和接受。“左”倾教条主义长期在党内占据着统治地位。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几乎将中国革命引入绝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遭受迭次失利和重大损失。仅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从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血的教训使红军上下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产生了强烈怀疑。
严峻的现实促使深刻的反思：照搬本本、罔顾中国实际的指挥方式究竟能否挽救红军？1934年12月，中央纵队行至贵州黄平的一片橘林里，病中的张闻天与负伤的王稼祥头靠头躺在担架上，忧心忡忡地讨论红军的前途。张闻天直言：“这个仗这样打下去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他打仗比我们有办法。”这场“张王橘谈”反映出党在极端困厄中的深刻自省——要扭转困局，必须改变脱离实际的领导方式，尊重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1935年1月，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剖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源，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同志在历次反“围剿”中形成并经实践反复检验的战略战术原则。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正如伍修权所回忆的：“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中又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同志。”
遵义会议虽重在解决军事和组织问题，但其对教条主义沉痛教训的初步总结，已然触及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问题，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的一系列实践，四渡赤水扭转红军被动局面，俄界会议坚持北上方针、抵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瓦窑堡会议根据国内矛盾变化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无不深化着全党对理论联系实际的体认。也正因此，毛泽东后来总结道，我们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战略的大转移，更标志着党在思想上的自觉与成熟，其核心内涵被概括为“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并成为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合斗争实际，灵活机动调整战略战术
长征不是书本上的推演，而是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下的生死突围。如何运用理论切实指导战场决策，是关乎党和红军存亡最紧迫的课题。这一点，在长征的战略抉择与战术运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战略进军方向的抉择，首先检验着党和红军直面实际的勇气与能力。中央红军长征之初，原定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但湘江战役后，国民党已判明我军战略意图，纠集重兵欲将我军聚歼于北进途中。然而“左”倾教条主义者却不顾敌情变化，执意踩着红六军团数月前的旧辙北上，“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兵力部署的实地研判，力主转向敌军薄弱的贵州。他一面利用与张闻天、王稼祥一同编入“中央纵队”的契机，向二人反复陈述利害。王稼祥后来回忆，正是这一路交谈，毛泽东“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心”。一面在通道、黎平两次会议上以敌我态势的具体分析据理力争，最终推动中央接受了“向黔西北进军”的正确主张。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胜利——从实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终于使红军于绝境中觅得生机。老红军陈靖对此曾动情地感慨：“走在漫漫长夜里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了深深的感激，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战略方向明确之后，战术上能否摆脱教条，因敌而变，同样关乎着红军的前途命运。1935年2月，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提出了“六有”的运动战方针：“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生动地阐释了敌强我弱的总体态势下，红军开展机动作战，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的基本原则。四渡赤水，正是这一原则的光辉实践：土城一战，因发现敌军兵力远超预期，毅然放弃原定渡江计划，一渡赤水，避实就虚；在发现敌军主力西调、黔北空虚后，便果断二渡赤水，回师东进，重占遵义；为调动敌军、创造战机，又三渡赤水，佯动诱敌；最终四渡赤水，南下乌江，佯攻贵阳，使党和红军在国民党重兵集团之间穿插自如，在川滇黔边界驰骋纵横，以三万兵力跳出了四十万大军的包围，夺回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此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无不是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的战术典范，既是军事上的光辉胜利，更是理论自觉的巍峨丰碑。
深入调查研究，淬炼求真务实优良作风
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方法和途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时必不可少的“中介”环节。长征途中，党和红军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难题：如何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与争斗创造有利态势；如何在军事行动中准确掌握敌情定下正确决心；如何妥善处理同少数民族同胞的关系增进民族团结；如何打破国民党对红军的舆论歪曲赢得群众拥护……这些难题的破解，无不有赖于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十五军四路红军历时两年，跋涉两万五千里，足迹遍及十四个省区，经过了十数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第一次以如此巨大的规模、持续的时间跨度与广泛的活动范围，深入到中国内陆腹地。长征途中，上至党的领袖，下至红军指战员，均通过各种方式深入一线展开调查研究。长征伊始，周恩来、朱德经过周密调查，抓住粤系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促成罗塘谈判“借道出境”，使八万余红军得以从敌军堡垒缝隙中悄然西进；刘伯承深入彝区访风问俗，依彝俗与小叶丹歃血结盟，以真挚情谊为强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战机；广大红军指战员走到哪问到哪，将调查所得之社风民情与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结合，把党的宗旨凝练成简短有力的标语口号，刷写于沿途屋壁石墙之上，并以严明的群众纪律、爱民的实际行动打破了国民党的污蔑抹黑，赢得了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长征中的调查研究，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深入展开：红军探明了沿途的交通地貌、气候特征、水源分布与敌军部署，对各地区的阶级构成、生活状况、民族关系及风土人情，亦有了切实准确的把握。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调研成果，不仅为彼时军事决策的制定与群众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实依据，更积淀为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厚理论资源。可以说，正是通过这种遍及万里、深入肌理的调查研究，才打通了理论通向实践的雄关漫道——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由此穿透纸面、落于实地，在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迸发出改造世界的磅礴伟力。就此而言，长征堪称一次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特殊形式的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长征的胜利，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理论一旦与实际相结合，便真正成为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道不可坐论，理不能空谈。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定行动派、实干家，便是对长征这段求真之路最好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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