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那年我在东北某边防部队服役，主要工作是在地方邮局配合下，将山上战友的信件及邮件整理好，统一交给山下的邮局发出。那时，山上只有军内电话，无法与外界联系，更别提网络了，战友们倾诉思乡之情就全交给邮票解决了。夏天还好说，最多是累点。冬天就更苦了，大雪封山，信件下不来，只能靠从山上架设到邮局的一条专线，战友们在山上把信件的内容读出来，由我用信纸记录，然后装入信封，贴上邮票，仔细核对人名和地址后，发往全国各地。收到战友与亲友之间的信，也都要由我先拆开，然后通过专线念给山上的战友们听。
久而久之，我发现，这些信里大多是报喜不报忧。对于冬天，山上的战友是这样描述的——雪下了一整夜，整座大山被染成了一片洁白，班长带着我们进山“打野味”，去寻找秋天时没被发现的木耳、蘑菇，我们满头大汗却收获满满，想到为战友们的餐桌上又贡献了丰盛的晚餐，心里别提多开心了。而实际情况是，那年大雪封山的时间特别长，山上存储的蔬菜吃完了，补给暂时送不到，排长就带着大家去翻捡炊事班做菜时淘汰的菜帮儿、萝卜根，无论谁在哪里，只要是发现了“宝贝”，就会发出一阵欢快的叫声。那天，听排长讲山上的事情时，我正吃着一碗面，听着听着，就哽咽了。
战友小王的父亲患重病，每次小王写信都要询问父亲的病情。家里告诉小王，父亲的病情有好转，可以下地干活了，让小王安心。直到有一天，一封电报揭露了真相。原来，小王的父亲得的是肝癌，身体每况愈下，为了让他安心服役，大家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给小王读他父亲去世的电报那天，他哭了，我也哭了。即便是小王可以回家，当时大雪封山，他也下不来。就算是能下山，部队距离他家的南方小城，坐火车要五六天，父亲“最后一面”也见不上。小王跟我说，父亲去世的事一定不要告诉排长，不然，排长今晚肯定不让他站岗了。然而，小王不知道的是，那天晚上他忍着悲痛，在岗楼里站了三个小时。在他身后，排长和班长躲在雪堆后轮流陪了他三个小时。
还有一次，我要上山的时候，老秦找到了我。他从信封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照片，说是当年战斗间歇他站在防空洞口，一名军队摄影师给他照的。知道我经常在军线上奔走，看能不能通过熟悉的沈阳战友找到这位摄影师。“他救过我！”老秦眼眶红了：“那年，在山下，敌人的炮弹把我们炸到了河里，是这位摄影师把我从冰河里推上来的。等战友们把他救出来的时候，他还高高举着他的相机”。
老秦已从部队转业多年，但每年都要来部队找人帮忙打听。“人越老越怀旧，我就是想看看他……”停顿了一下，老秦说出了一个重要线索，“听说他给雷锋拍过照片。”
我答应了老秦，留了他的联络方式。几天后，我告诉老秦，那位摄影师已经过世了，感谢他的惦念。
老秦说的摄影师就是我的父亲，我是从母亲口中得知的。我曾问过母亲，父亲是否记得落水救人的事？怎么从来没听他说过，也没见他拍过这里的照片。母亲回答我，落水的事她知道，救人的事她不清楚。“你爸爸拍过很多照片，有些保密的我也不知道。他拍过的雷锋照片大多以集体摄影署名，像当时众多摄影师一样，没有人在乎自己的名字……”
山上通电话了，当邮局的姑娘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心里一动。再也不用辛苦送信读信了，本来是件高兴的事，我却心生不舍，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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